玛吉·曼根迎着凛冽刺骨的寒风，驾车行驶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山坡上。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墓碑，纵横交错，一眼望不到尽头。玛吉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近几十年来，她每月至少要来一次，有时踏着没膝的积雪，有时顶着灼人的烈日，有时冒着倾盆的暴雨。细细一算，已有300多次了。

玛吉·曼根并没有亲人安葬在这里，她是作为一名阿灵顿夫人前来参加那些素不相识的空军军人们的葬礼的。“阿灵顿夫人”是人们对华盛顿地区空军军官家属俱乐部45名成员的称呼。她们参加葬礼的志愿行动起始于1948年。当时的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将军看到一名空军军人下葬时，竟无一位亲属到场致哀。于是，将军的妻子格拉迪斯便开始参加在该地区举行的军人葬礼。不久，她组织起一群军官家属，取名为阿灵顿委员会。她们经常代表参谋长夫妇出席葬礼，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慰问。

这一天，玛吉参加的是退休军士长罗伯特·麦科德的葬礼。当美国国旗授予罗伯特的遗孀后，玛吉走上前去，亲切地对她说：“我是一名空军军人的妻子，今天我作为空军参谋长的代表前来出席葬礼。参谋长希望您知道：空军并没有忘记他。”关心人的确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玛吉那柔和的北卡罗来纳嗓音给了悲痛的家属们以无限的宽慰和心灵的宁静。玛吉清楚地记得，一次参加葬礼的是死者的两位上了年纪的兄弟。当时天气阴冷，正下着雨，他们发现一位陌生的夫人来出席葬礼，十分惊奇。得知原因后，他们激动异常，紧紧地拥抱着玛吉，并一再表示，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空军对去世的军人也如此关心。

阿灵顿夫人们指定每月中的一天为参加葬礼日。玛吉定的是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逢到这天，她从不会客，也不安排任何私事。她的丈夫是她忠实的支持者，他在这天总是亲自下厨房烧饭或到餐馆用餐。有一回，玛吉临时找不到人照料她年幼的儿子，她就把他包好，让他留在附近的汽车里等候。几年前，玛吉的膝关节动了手术，使她行走的步子减缓了，他她仍然满怀热情地出现在一次又一次的葬礼上。她说：“每当从葬礼上归来，我总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愉快。只要体力允许，我将一如既往地干下去。”

1988年4月29日是阿灵顿夫人们志愿行动40周年纪念日。玛吉和伙伴们来到无名英雄墓前敬献花圈，并将她们的标志——一枚天使徽章献给了公墓陈列室。人们看到它，就会想到她们——葬礼上的“天使”们，她们用自

妈妈的卧室里挂着一张像片：一位年轻的军人，一张似乎经历过风霜却又纯真的脸上隐着微笑。照片的下面写着一句话：“speaking?”（说活吗?）

“难道那个军人叫‘斯比克’吗?”有一天我问道。

“那不是他的名字，”妈妈笑着说，“他叫哈罗德，是我的哥哥，我唯一的哥哥。战争爆发前，他才18岁，我12岁，还有我的两个妹妹，一个10岁，另一个9岁，哈罗德喜欢和我们一起玩游戏……”

“你们有时吵架吗?”

“我们经常吵架，那就是‘speaking’的来历。吵架时，我们就说：‘我不和你说活了。’但是，小孩子最容易忘掉不愉快的事，很快我们便又高兴起来，每次都是哈罗德先说：‘speaking?’然后我们便说：‘好吧，只这一次!’”

妈妈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

“战争爆发后，哈罗德入了伍，一个月后，他回来看我们，并且把那支比他矮不多少的枪拿给我们看，之后，他便到了很远的地方去打仗，3年过去了，他音讯皆无，我们都很想念他，想念之余还有几分担心……

“但是5月的一天，忽然传来一陈很响的敲门声。

“我跑去开门，天哪!是哈罗德，那是成熟的哈罗德。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他微笑着，用他那双绿眼睛看着我，那微笑同以前一样，丝毫未变，接着他说了一声：‘speaking?’

“我不能也无法回答，忍不住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他。他放下枪，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我看到他眼中微笑的泪花，他仅仅和我们待了一个月，那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短的一个月，在我们把过去的游戏全玩遍之后，他又返回战场，临走前，留给我一张照片——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张。

“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久，一张阵亡的通知书寄到家里，我便把这句话写在了这张照片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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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情况会好转

“最好的总会到来，”每当我失意时，我母亲就这样说，“如果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交上好运。并且你会认识到，要是没有从前的失望，那是不会发生的。”

母亲是对的，当我于1932年从大学毕业后我发现了这点。我当时决定试试在电台找份工作，然后，再设法去做一名体育播音员。我搭便车去了芝加哥，敲开了每一家电台的门——但每次都碰了一鼻子灰。在一个播音室里，一位很和气的女士告诉我，大电台是不会冒险雇用一名毫无经验的新手的。“再去试试，找家小电台，那里可能会有机会。”她说。我又搭便车回到了伊利诺斯州的迪克逊。虽然迪克逊没有电台，但我父亲说，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开了一家商店，需要一名当地的运动员去经营它的体育专柜。由于我在迪克逊中学打过橄榄球，于是我提出了申请。那工作听起来正适合我，但我没能如愿。

我失望的心情一定是一看便知。“最好的总会到来。”母亲提醒我说。父亲借车给我，于是我驾车行驶了70英里来到了特莱城。我试了试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WOC电台。节目部主任是位很不错的苏格兰人，名叫彼特·麦克阿瑟；他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雇用了一名播音员。当我离开她的办公室时，受挫的郁闷心情一下子发作了。我大声地问道：“要是不能在电台工作，又怎么能当上一名体育播音员呢?”

我正在那里等电梯，突然我听到了麦克阿瑟的叫声：“你刚才说体育什么来着?你懂橄榄球吗?”接着他让我站在一架麦克风前，叫我凭想象播一场比赛。

前一年秋天，我所在的那个队在最后20秒时以一个65码的猛冲击败了对方。在那场比赛中，我打了15分钟。彼特告诉我，我将选播星期六的一场比赛。

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自那以后的许多次一样，我想到了母亲的话：“如果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交上好运。并且你会认识到，要是没有从前的失望，那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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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磨难洒爱心

1990年，金秋的黄昏时分，武汉市青山区35街坊一户人家的门前，13岁的小姑娘紧紧搂着3个弟弟妹妹，嘴唇剧烈地颤抖着，还没等说出一个字来，两行滚烫的热泪就把喉咙哽咽住了。

好一阵，小姑娘才略略平静了一点。她放开弟妹，缓缓来到站在一旁的那位青年女教师跟前。她知道，没有这位好心老师的全力相助，她和她的弟妹们还不知要苦到什么时候，她要向老师下跪行大礼。眼眶中也闪着泪花的老师一把将小姑娘拦住：“林华，要听大人的话，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小姑娘和她的弟妹终于分手了。他们随着各自的新妈妈走了。

老师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像得到了什么又像失落了什么，木然地久久立在那里。

这位年轻女教师名叫胡曼莉，35岁，在武汉市钢花中学教英语。

一个月前，小胡收到一封寄自武昌县湖泗镇的信。信中说，张桥村有一户农家，5年前丈夫一病不起，前些日子妻子又谢世而去，留下了4个孩子，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仅6岁，家境本来就很差，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写信人是该镇副镇长。他并不认识小胡，只是从报上得知胡曼莉对孤儿十分同情，曾收养了两个孤儿，还因此光荣地出席了武汉市委、市妇联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雷锋先进人物座谈会。所以，副镇长请胡曼莉为这几个苦命的孩子想想办法。

按说，作为一所普通中学的普通老师，明摆着是没有什么办法好想的，回封信，寄点钱，安慰一番也就罢了。可胡曼莉 把这封信看得很重很重，因为她永远忘不了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14岁那年，还是“文革”中最疯狂的时期，小胡的父母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牛棚”。为了给父母鸣冤叫屈，小小年纪的胡曼莉逃脱“造反派”的监视，只身偷偷进京告状。一次又冷又饿又乏，使她晕倒在中南海门口，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把她抱进小轿车，带进中南海。老爷爷不仅为她安排了食宿，转送了申诉材料，还谆谆告诫她：“在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总比坏人多；小妹妹，你要做好人，不做坏人，对坏人要恨，对好人要爱。”

1972年，19岁的胡曼莉在农村插队已有好几个年头了，眼看同伴一个个被招回城，而自己却一直让队里那个“土皇帝”压着不放。不仅如此，还一直住在一间危房里。那天，一阵狂风暴雨，

18世纪后半叶，欧洲探险家来到澳大利亚，发现了这块广袤千里、丰饶富足的“新大陆”。随后，白人殖民者蜂拥而至，为抢占土地、建立殖民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802年，英国派遣弗林达斯船长率双桅帆船驶向澳大利亚。与此同时，法国拿破仓也命阿梅兰船长驾驶三桅船鼓帆而往。经过一番航海较量，法国先进的三桅快船捷足先登，抵达并抢占了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将该地命名为“拿破仑领地”。欣喜之余，好奇的法国人发现了当地特有的一种珍奇蝴蝶，为了捕捉这种色彩斑斓的珍蝶，他们忘记了肩负的重要使命，全体出动，一直纵深追入到澳大利亚腹地。

这时，英国人的双桅船也开到了，他们看到了停泊在那里的三桅船。沮丧之际，他们惊喜地发现先期到达的法国人却无影无踪了。于是，弗林达斯船长立即命令手下人安营扎寨。等到法国人兴高采烈地带着蝴蝶回来时，这块面积相当于英国大小的土地，已经牢牢地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了，而留给他们的只是无穷的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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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联邦军事天才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是南方人的宠星。无情的战争最后以南方失败而告终，然而投降后的李将军却赢得了更多美国人的爱戴。

李生于南方弗吉尼亚州，他内心里并不拥护南联盟的黑奴制度，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尽管人们很少认识到黑奴制度在政治、道德上是邪恶的，但我认为它的存在将给白人带来比黑人更多的灾难。”为什么他辞去在美军中的显赫职务而为短命的南方奴隶主而战?理由是：他属于弗吉尼亚，当外乡人去入侵他的故土时，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去保卫她。也许人们很难对此表示赞同，但很少有人忍心责备他的“愚忠”。

战争结束了，在阿波马格斯，李将军代表南联邦签字投降，仪式完毕，将军心如铅灌，无言地离开了。战火蹂躏的南方，满目疮痍；残废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等着将军去供养；身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南方却再无部队可指挥。许多骄傲的南方人不甘受耻辱，举家出逃至埃及、墨西哥、南非，他们不愿意，更不忍心让儿女们看到他们的梦想被撕碎的家乡。沮丧与绝望包围了南联邦。

将军回了家，他穿着战场上磨破了的戎装，人和战马泥迹斑斑。他避开公共场合成千上万爱戴他的人群，默默接受了华盛顿学院院长的职务。当时学院鲜为人知，除了2000元联邦废币外，只有146名学生每人75元的学费可指望。处在绝境中的学院因将军的到来复活了，对它一无所知的富翁们慷慨赞助，两年后学生增加了1倍。而月薪125美元的将军在他的破房子里制订着新的战略，他突破传统呆板的教学方式，加进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课程，甚至还设了新闻课，这在当时是创举，比后来教育家终于想到设新闻课提前了40年。

李还是将军，他没把1分钟、一份力用于沮丧，却把南方人从羞辱中拉了出来，又投入了复兴家园的战役。许多不服气的南方兵要进山打游击和北方佬作对，向将军讨计。他说：“回家去，小子们，把毁灭的家园建起来。”他曾告诉惊奇不解的人们：“将军的使命不单在于把年轻人送上战场送命，更重要的是去教会他们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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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死后能见到丽贝卡，她和我主演了曾轰动一时的《蝴蝶梦》，但我从未见过她。

——劳伦斯·奥利弗

要是有这样一位绅士，他总是远远地注视着我，并永远对我充满痴情，那该多好啊!

——英格丽·褒曼

我的手头早就拥有一张“百万英磅”，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影片中那种罗曼蒂克的奇遇呢?

——葛里高利·派克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原本讨厌板着面孔的人，而对我却例外。

——高仓健

《茜茜公主》使我的形象永驻人间，为此我感到幸福，亦感到悲哀。

——罗密·施奈德

在我逝世时，请为我演奏《魂断蓝桥》的插曲，这并不是因为我主演过这部影片——我并非为电影和爱情来到人间，而是为聆听音乐降生到这个世界的。

——费斐丽

要是我不是明星，那可就糟了，但我现在是明星，情况更糟。

——阿兰·德隆

如果生活中发生一件纵使我竭尽全力仍无可奈何的事，我就只好任其发展，并对自己说：“怎么样?现在你无可奈何了吧。”

——栗原小卷

我始终不能理解，当我把《战争与科平》搬上银幕时，我总觉得自己制造了一件赝品——一件颇为精美的赝品。

——邦达尔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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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拿大学习期间遇到过两次募捐，那情景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一天，我在渥太华的街上被两个男孩子拦住去路。他们十来岁，穿得整整齐齐，每人头上戴着个做工精巧、色彩鲜艳的纸帽，上写着“为帮助患小儿麻痹的伙伴募捐”。其中的一个，不由分说就坐在小凳上给我擦起皮鞋来，另一个则彬彬有礼地发问：“小姐，您是哪国人?喜欢渥太华吗?”“小姐，在你们国家里有没有小孩患小儿麻痹?谁给他们付医疗费?”一连串的问题，使我这个有生以来头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别人擦鞋的异乡人，从近乎狼狈的窘态中解脱出来。我们像朋友一样聊起天来。擦完鞋，我问该付多少钱，他们说：“给多少都行。”“5分也行。”其中一个补充道。当我把加元放到他们胸前的布袋里时，他俩争着用稚嫩、优美的童音大声说：“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去你们美丽的国家旅游。”一边说一边把一个红白两色的脚印形纸牌别在我的衣服上，并告诉我：其他孩子们见到这个标志就知道你已经捐过了，不会再给你擦鞋了。回住处的路上，我看见许多人胸前都佩着这个小小的脚印。到处都有女孩子冲我们说“谢谢”。我觉得她们的笑容溶进了路旁盛开的鲜花中；他们的声音好像来自天堂。

几个月之后，也是在街上，一些十字路口处或车站坐着几位老人。他们满头银发，身穿各种老式军装，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徽章、奖章，每人手捧一大束鲜花，有水仙、石竹、玫瑰及叫不出名字的，一色雪。匆匆过往的行人纷纷止步，把钱投进这些老人身旁的白色木箱内，然后向他们微微鞠躬，从他们手中接过一朵花。我看了一会儿，有人投一两元，有人投几百元，还有人掏出支票填好后投进木箱。那些老军人们毫不注意人们损多少钱，一直不停地向人们低声道谢。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为纪念二次大战中参战的勇士，募捐救济残废军人的烈士遗孀，每年一次；认捐的人可谓踊跃，而且秩序井然，气氛庄严。有些地方，人们还耐心地排着队。我想，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正是这些老人们的流血牺牲换来了包括他们信仰自由在内的许许多多。

有人说，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会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可我两次把那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捧给他们，感到的只是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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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大师苏格拉底的三个弟子曾求教老师，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却让他们走麦田埂，只许前进，且仅给一次机会选摘一只最好最大的麦穗。

第一个弟子走几步看见一只又大又漂亮的麦穗，高兴地摘下了。但他继续前进时，发现前面有许多比他摘的那只大，只得遗憾地走完了全程。

第二个弟子吸取了教训，每当他要摘时，总是提醒自己，后面还有更好的。当他快到终点时才发现，机会全错过了。

第三个弟子吸取了前两位的教训，当他走到三分之一时，即分出大、中、小三类，再走三分之一时验证是否正确，等到最后三分之一时，他选择了属于大类中的一只美丽的麦穗。虽说，这不一定属于最大最美，但他满意地走完了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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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空袭中，我负伤进了医院。住了不久，便出院并且复员了。我的军人生涯这样草草结束，实在暗淡无光。当时，我一方面为自己的遭遇灰心丧气，另一方面又为战争的转折忧心忡忡。唯引以为幸运的是，恰在其间我尝到了那种生活中令人神往魂销的甜情蜜意。

一天深夜，我给一个朋友挂电话，拨了几次号码都未挂通。后来不知怎的，跟一位女士的电话串了线。她也在挂电话。只听她跟电话员说：

“我的电话是格拉斯文诺8829，要的是哈姆斯戴德，而您却给接到一个叫福莱科斯曼的人的电话上了。这个可怜人，他压根就不愿跟我说话。”

“噢，不，我倒没什么不愿意的。”我插话说。

我之所以冒昧搭话，是因为我真有点喜欢她的嗓音。那声音既柔和又清脆。伴随电波的起伏，更显其银铃般的韵律。对我鲁莽的插话，她没有生气，而是友好相待。于是彼此说了些对不起之类的话，便放了电话。一两分钟后，我又重新挂起自己的电话来。这次，天晓得为什么，又跟她的电话串上了。这使我迷惑不解，须知她的电话号码跟我要的那个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看来我们的电话命中注定要串到一起了。我们索性谈了起来，而且一谈就是20分钟。

“须便问一下，你怎么这么晚还给朋友打电话呢?”她问道。

我把原因告诉她，不过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为什么了。

“那么您呢?’我问她。

她解释说，年迈的母亲睡眠不好，为了给母亲解闷儿。她经常夜里用电话跟母亲攀谈。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彼此正在读的书，当然也谈到了战争。最后我说，好多年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跟朋友谈话了。

“真的有意思，是吗?我想我们该告一段落了。”她说。

“好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

第二天，我整天思绪起伏不定。时而想起我们对话的内容，时而回味起流露在她言谈话语中的那种自然优雅，聪慧睿智。尤其她的热情洋溢以及逗人的诙谐感，使我为之倾倒。想着想着，耳际回荡起她的声音。那韵律的抑扬顿挫，别有一种风格，具有迷人的魅力，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那天晚上，我手捧本书躺在床上，眼睛直愣愣的，怎么也看不下去。辗转到了子夜时分。格拉斯文诺88